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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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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赵树理、何其芳当众羞辱邵力子先生

文/邹通祥

    今天看魏荒弩的《枥斋余墨》，文章中提到了赵树理和何其芳。
    在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是我比较敬重的作家之一。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是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两个文学流派。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立志要当作家，就是要当赵树理这样深入农村基层的作家，当一个写农民的作家。
    后来大学毕业时，我没回四川，留在了甘肃，去了乡镇，应该说和这个赵树理是有关系的。当时甘肃省委组织部选调大学生到基层工作，这在全国是比较早的做法。我就积极报名当了选调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还是比较吃香的，我明白，如果回到四川，就不可能有到乡镇这种基层去工作的机会。
    可以这样说，大学毕业后我去乡镇工作，是赵树理给了我下去的“理论”，甘肃省委组织部给了我下去的机会。
    对何其芳，我不太了解。那是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康县工作后，在康县书店购到一本《何其芳选集》，才看了他的诗歌，才看了他的散文，才知道他和自己是老乡。当时傻得可爱，觉得这个四川人当上了作家，我这个四川人估计也差不多。
    受中文专业思想的影响，一直觉得，作家应该是最有良心、良知的人，生活中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人。没有好的人品，做不了作家，至少做不了成功的作家。
魏荒弩在《枥斋余墨》中讲到了赵树理、何其芳这两位作家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一件小事。
    我查了一下资料。魏荒弩是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他也是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代表。据魏荒弩先生介绍，1949年7月6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致了简短的欢迎词便退席了。在郭沫若、茅盾等发言以后，民革代表邵力子走近了讲台。邵老一头白发，态度稳重，语调低沉而徐缓：“……当年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刚说了几句，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这时坐在台下的何其芳腾地站了起来，疾言厉色地向邵力子一阵斥责。接着，赵树理同志也站起来向台上大声嚷嚷。这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有的只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尴尬。
     魏荒弩感慨到，提提孙中山，甚至提提他的主张，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不都公认他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吗？毛著里不也经常提到他吗？后来他的巨幅画像不是也同马、恩、列、斯一起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吗?魏先生说，初识老区来的“斗争精神”，着实令人敬畏！
    受到何其芳、赵树理他们当众羞辱的这位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1906年10月，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后来他还办了好几种报纸，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919年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8月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928年2月起， 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1940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1949年9月，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要特别提一提的是，当年共产党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是得到了邵力子的支持的。《鲁迅全集》是经他批准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也是经他批准得到发表的。
    这么一位响当当的人物，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呀？哪怕不是邵力子这样的民革代表人物，就是一个小不点人物，你赵树理、何其芳也没有资格吧！
    动不动就要和人来一个“斗争”，我不知是中国人的毛病，还是中国作家的毛病。如果是中国作家的毛病，我就庆幸自己愚笨，没有做作家！
    看了魏荒弩先生讲的这赵树理和何其芳在文代会上的表现、表演，我就很想知道他们在文革中被批斗过没有？如果被批斗过了，他们后来有何感想？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看来和赵树理、何其芳这样的人在中国大有人在，有着重要的关系！

（2006/1/7）

中国的彭和尚和美国的华盛顿

文/邹通祥

王彬彬在他的一篇《“打江山”与“坐江山”》的随笔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的彭莹玉和尚，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位开国总统华盛顿。
对这个彭和尚，我不了解。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原来他和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刘福通是一伙的。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刘福通领导的队伍，一支是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队伍。这彭莹玉是庄户人家的孩子，从小出了家，当了和尚。
王彬彬在他的这篇随笔中，还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著名史学家吴晗，一个是毛泽东。
1948年11月，吴晗从北平到西北坡参加新政协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吴晗，看了他写的《朱元璋传》。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说，彭和尚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但他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他说，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一手搞起来的，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彭和尚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去了。吴晗称赞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对吴晗关于彭和尚的观点很有看法。据说毛泽东找吴晗谈了一晚上。毛泽东认为，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打江山是为了什么呀？毛泽东对彭和尚革命成功了不当皇帝，不理解，不相信。
王彬彬在他的随笔中提到了华盛顿。这个华盛顿，不是和尚，但他和彭和尚是一个脾气。
华盛顿他们领导的“美国革命”，抗英抗了8年，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长的时间，在1783年终于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后，华盛顿就回家种田去了。其他人也是各回各的家了。挺有意思，他们把江山打下来后就扔下不管了。哈，我要是早生100多年，又恰好生在美国，我绝对跟着华盛顿干。这可是一位好人啦。等他回家种田去，我就捡一个皇帝当当。他不当皇帝，我当，用毛泽东的话说，咱可不能“革命不彻底”。
当然，后来华盛顿还是当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美国独立后，英国人不在了，美国人不受压迫了，但美国也没人管了，全国成了一盘散沙。在革命成功长达4年时间之后，1787年，那些打天下的55位英雄们才从美国的各个地方来到费城，坐在一幢极普通的房子里制定美国宪法。
用王彬彬的话说，在美国人看来，政府是一种“恶”，但政府又是一种“必要的恶”，没有政府的管理，人民也不行。于是，这55位后来被称为“国父”的人，就在宪法中，对政府做出种种限制，对政府处处设防。美国人到底聪明，他们可没有中国人的“青天做主”思想，他们明白，政府的权力每扩大一步，便意味着人民的自由缩小一步。
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一年的时候，美国人就在《独立宣言》中说得很清楚：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起来被管辖者同意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当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的行为连绵不断、层出不穷，证明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其实，美国人的这些思想，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义。主权在民，江山是人民的，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人民的权力是不能随随便便地给予政府的，更不能随随便便地给予某一个个人。人民对政府的授权必须慎之又慎。
毛泽东对彭和尚是那样的看法，不知他对华盛顿是持何看法？王彬彬在他的这篇随笔中没有说。我也没在其他资料中看到过这方面的介绍。

（2007/1/6）

伊朗内贾德私有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穷人

文/邹通祥

老在电视上见到伊朗总统内贾德口出狂言，和美国叫板，和布什叫板。又看他穿得穷叟叟的样子，总觉得有些可笑。笑他不自量力。
近日，我在《凤凰周刊》看到塔拉尔斯的一篇文章，介绍内贾德的和谐新政。让我对这位总统肃然起敬。
他的上台，靠了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口号：“要把伊朗的石油收入体现在每个老百姓的餐桌上！”
伊朗这个国家，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它的石油资源相当丰富。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说，它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五位。
以前，也就是从19世纪开始，伊朗一直是英国或者俄国的天下，但二战结束后，伊朗就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由于经济膨胀，社会各种潜在矛盾空前激化，1979年1月26日，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赶走了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建立了以霍梅尼为代表的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斯兰共和国”。新政权希望借助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意识形态改造伊朗：一方面均衡贫富，扶持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实行神权统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原教旨推行社会伊斯兰化，禁止西方文化，美国和以色列被列为伊朗的头号敌人。这也就是当初美国为何要支持萨达姆打伊朗的重要原因。伊朗不听美国的话了。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实行的国有化道路越走越艰难，到了1990年代中期，就被证明国有化道路走到了死胡同。私有化已是大势所趋。看来，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没有“共产主义觉悟”，对国家的东西不关心，没积极性，心里总是有个人利益的“小九九”。
霍梅尼去世后，哈塔米主政，开始了私有化的改革。这个哈塔米，搞的私有化，搞着搞着，搞成了国企内部利益集团瓜分国企的私有化。这个改革，也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到了2004年，贫困线人口达到40%，失业率达到25%。这不仅不如改革前，而且还不如伊斯兰革命前了。
革命了，人民过不上好日子；改革了，人民还是过不上好日子。
于是人民不干了。于是哈塔米下台了。
这个时候，2005年，内贾德上台了。内贾德也推行私有化，但他的私有化，是要在分家的时候，把穷兄弟们照顾到。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10月28日这一天，内贾德的“公正股”政策横空出世。他宣布，在全国出售460万国有企业股票，每股售价500万里尔（相当于422美元）。而且其中50%的股票优先出售给低收入人群。而且更绝的是，为了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对无钱购股者，政府给贷款购股，同时股票两年内不许买卖，免得没钱的兄弟转手低价卖了。
就是这个穿得穷叟叟的内贾德，他搞改革，立志要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让人民真正掌控国家。他和拥有富丽堂皇豪宅的前改革派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可以的，但不能从政策上人为地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大部分人穷下去。富人富起来后，他也许会对穷人做一些施舍，但他不会帮穷人富起来的。
帮穷人富起来，是政府的责任！

（2007/1/4）

有了人权，政治体制改革就有了动力

文/邹通祥

回想起来，中国确实在进步。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谈人性、人道主义、人权，是犯大忌的。那时有一顶帽子，叫“精神污染”。
是1984年上半年还是1983年，我记不清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小美老师给我们上选修课，讲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课间休息时，我征求吴老师的意见，这门选修课的论文我想写鲁迅《野草》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当时正是清除精神污染的高潮，我提出这个问题，显然很叛逆。没想到吴老师不但同意了，还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后来，我的这篇论文得了一个“优秀”。为这，她在我心目中是最敬重的老师之一。
对这个“优秀”我很看重。
没曾想，现在“以人为本”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执政理念。
《凤凰周刊》2006年第35期有一篇记者王子麦的文章：《中国将批准遵守国际人权B公约》。
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两个公约，一个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被称为A公约，这个公约中国政府在1997年10月签署，2001年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已在中国正式生效；另一个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被称为B公约，这个公约中国政府1998年10月签署后，至今已8年，还没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也就是说国际人权B公约在中国至今还没生效。
据介绍，国际人权B公约，规定了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中国之所以在签约长达8年没有批准这个公约，主要是中央认为，国内的相关人权保障立法还和国际标准有差距，如果过早批准了，就会造成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不相适应的局面。
据专家介绍，中国的人权保障与国际人权B公约之间的最大差异，或者说最大障碍主要是两点：
一是中国的政治性结社尚未受到保障。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这种政治权利没有具体的法律来支持，还没有《结社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而且这个条例规定的是非政治性社团。
二是中国的死刑种类过多。根据国际人权B公约的精神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非暴力犯罪一般不处以死刑。
从《凤凰周刊》透露的情况来看，中央已有批准国际人权B公约的打算，但该公约还在国务院系统，还没有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
这个国际人权B公约，在中国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得到批准，即使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能不能得到批准，我的看法是：最后批准了才算数，现在的预测为时尚早。毕竟，国际人权B公约在中国存在的两大障碍，还是相当大的。政治性社团的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大事，对它做如何评估，是要智慧和勇气的。非暴力犯罪，不处以死刑，老百姓会答应吗？从情感上讲，中国老百姓对贪官恨之入骨，如果一个贪官，整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因为他不是暴力犯罪，就还可以把命保住，老百姓会如何想？
但不管障碍有多大，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人权保障问题必须向国际社会接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际人权B公约是迟早的事。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得继续往前走。有了人权，政治体制改革就获得了动力，政治体制改革就好往前走了。专家认为，通过人权保障水准的提高，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将会获得长足进步。政治改革是外在的制度，政治权利是内在的动力。我的理解，说到底，只有中国的人权有了进步，公民的政治权利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会必然地向前走。
中国到底进步了，我们今天研究鲁迅《野草》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绝对不会再有什么担心了！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国际人权B公约会在中国生效的。

（2007/1/2）

绞死萨达姆，世界恶梦的开始

文/邹通祥

这个日子，人类还是应该记住。
公元2006年12月30日，北京时间上午11时5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绞死了。虽然绞死他的人是伊拉克人，但地球人都知道，那绞刑架是美国人搭起来的，套在萨达姆脖子上的那绳套是布什派人送去的。
早上一起床，就从手机中得到国际新闻，说今天上午11时前萨达姆将被执行绞刑。11点过，一大学同学从QQ中发来萨达姆已被绞死的消息。
看到凤凰卫视中绞杀萨达姆的画面，心中堵塞得喘不过气来。
无疑，萨达姆的专制政权应该被推翻，但推翻的人应该是伊拉克人民，而不应该是美国人。
无疑，萨达姆应该接受审判，但应该是伊拉克人民的审判，而不是美国人操纵下的审判。
无疑，萨达姆应该被判刑，但不应该是死刑，更不应该是绞刑，他毕竟是政治犯。
整整一天，我眼前空中晃动着的，都是美国人的绞绳套。
布什说了，伊位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凭这，他不用联合国的授权，就可以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
伊拉克政权被推翻了，美军把伊拉克翻了一个底朝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找着。
布什又说了，我为伊拉克人民推翻了专制统治。
这是强盗的逻辑，无赖的嘴脸！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也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大东亚共荣”。
这布什的逻辑和当年日本的逻辑如出一辙。
萨达姆尽管专制，尽管杀了很多很多无辜的人，但能和美国的伊位克战争让几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火相比吗？
一个国家的总统，可以随便地、轻易地、赤裸裸地被另一个国家的总统绞杀，是谁给他如此大的权力？是伊拉克人民？是美国人民？还是世界人民？
不知美国人的绞绳套，下一个又要套在哪一个国家的总统脖子上？
世界的安宁，首先要让各国的统治者感到安全。连总统的头都保不定被别国轻易拿去？世界哪能安宁呀！
世界的花瓶，让美国人打碎了。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和人民，只会相信武力，不会相信秩序。要是伊拉克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是伊拉克真的拥有美国一样的核武器，今天那绞绳套上的头还会是萨达姆的吗？
我的那位同学在QQ中就对我说：绞杀了萨达姆，意味着世界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开始。
只要国家还存在，只要国家还有存在的历史逻辑，国家利益就永远是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美国人最懂这个道理！美国当初支持伊拉克打伊朗，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今天美国打伊拉克，同样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一个国家，没了主权，没了国家利益，是不可能有人权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两码事。国内政治，要追求人权；国际政治，哪是在用人权说话？那是在用霸权说话。只要有国家利益存在，国家之间就不会是真正为了人权，更多的是为了霸权。但世界毕竟步入现代文明社会，处理国际矛盾，应该在一种更加文明的秩序下来处理。这是战后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但美国人破坏了这种秩序、破坏了这种规则，特别是敢把联合国绕开用霸权说话，这带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按理，谁不听联合国的，联合国的成员国就应联合起来制裁它。可惜美国太强大，联合国拿它无可奈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积极推行世界多极化，而不是美国一方独大的单边主义。在美国，连企业垄断了，都要拆分它，不让它一家独大。何况国际政治！世界太复杂，国际政治太复杂，不是简单地一个什么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
美国人的绞绳套在空中晃荡着。世界从此不得安宁，世界从此陷入恶梦中。
一位萨达姆死刑的官方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萨达姆被执行绞刑的过程进行得很快，他走得很快。” 另一位目击者称：“他看起来很平静，他没有发抖。”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的政治盟友阿斯卡里说：“我们听到他脖子断裂的声音。”
阿斯卡里他听到的不是萨达姆脖子断裂的声音，那是世界秩序被撕裂的声音。
尽管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有优有劣，但毕竟是一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治理，各国统治者有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理念。别国没有权力进行干涉的。任何一个国家，它没有资格去解放另一个国家。
今天萨达姆被绞杀了。这是世界的悲哀，是世界的耻辱。因为它又开了用战争干涉别国政治的恶例！
萨达姆在绝笔信中劝慰伊拉克人民：“我希望你们不要憎恨，因为憎恨会让人无法保持公正，会让你们变得盲目，关上思想的所有大门，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我们不要憎恨，我们真地要理智地判断。判断这个世界：安全的秩序的在哪里！

 
（2006/12/30）

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也没人通知我

文/邹通祥

      看一个人的书，是在看一个人；阅一个人的博，是在阅一个人。闲来没事，我爱看看书，看看博。也就在看一个个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看着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有真诚的，有虚伪的，有质朴的，有装叉的……挺长见识的。
      我们这一代人，尽管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是念着“毛主席万岁”的语文课本长大的。只要是这个时代过来的人，心智都或多或少不健全或不健康。比如，我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或者说参加工作都多少年了，不敢公开地谈名利，不敢公开地谈女人。觉得一个正人君子，哪能谈这些呢？
      现在我认识到了我自己的落伍。
      但我还是有好多认识不入流。比如，关于名利。在法律在道德许可的范围内，追个名算什么？捞个利算什么？正常嘛。既然正常，为何好些人还做秀呢？
前不久，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文化部长孙家正当选新一届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铁凝当选新任作协主席。
      最近我就在一个名人的博上看到，说他从未接到去北京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通知。说是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据说代表名册上有他的名字，代表住房安排还有他的房间，却没有见到他的人影。他的好几位学生已成了省里的文联或作协负责人，到北京看到这么个情况，纷纷去电话询问，不少传媒也来追询他。他呢？他的答复只有一句：“我从未接到过开会通知，上次文代会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原因我不知道。”
      这位名人上了作家富豪榜后，在他的博客上，一方面声称他没得到那么多，上富豪榜不够格；一方面又声称这个富豪榜证明他的书畅销，说：“只要是印有我名字的书，销售情况一直很好。对于这个事实，我有一种超越经济数字的喜悦。”还说，多年来有关他的种种谣言（主要是“历史问题”的谣言和“文史差错”的谣言），“全都是为了让读者不买我的书，转而去买他们的书”。他很得意，广大读者没有受他们的骗，他的书在他们的骂声中，反而成了最稳定的“常销书”和“长销书”。
      这位名人，还对人说，他和妻子的感情很深，这辈子不会离婚了。他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说离就离。在标榜自己的时候，还不忘把年轻人踩一脚。不知各位看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一起时是什么感觉，我感觉不像夫妻，倒像父女。像不像夫妻，这也没什么。个人自由！嫩草谁不爱吃？但你吃了嫩草，为何还要损年轻人呀？你和年轻人有仇？
      这位名人还说，他出任两届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赛文化素质评委，收视人群高达数亿。看来，数亿观众看青年歌手大赛，不是看青年歌手，是看这个文化名人！
      难怪连作家郑渊洁也要骂这位名人“虚伪”！
      实话实说，这次文代会、作代会什么的，我也压根儿没接到会议通知。你看，我的心态就很平和！
      温馨提示：不要骂我说大话脸不红！前有名人，后有鄙人。

（2006/12/23）

政府，你真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能了

文/邹通祥

    前几天，我对兰州市政府庆祝建城2220年一事，说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政府官员不要整天想着折腾“政绩”，给自己脸上贴金。在某些时候，政府官员，你什么也不要做，回家睡大觉去，就是老百姓的福了。
    有人看了，笑我是愤青。
    其实，这并非愤青之言。这牵涉政府职能定位的大问题。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抓经济、是发展经济，这是计划经济的那套办法。只不过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主要工作没有折腾经济，而是在折腾阶级斗争而已。
    今天的中国，选择了一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相应跟进，比如官员的晋升机制和政绩的考核方式，使得大部分官员为了政绩，始终还是在那里直接抓经济和发展。
    今天在《凤凰周刊》上看到羽良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对我的看法算是一个支持。弗里德曼坚定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在他看来，按照“小政府大社会”这种政府模式治理社会，卖淫和毒品不用政府去管，应该合法化。政府管制这类问题，要花高昂的社会成本，还会带来寻租这种腐败问题。地下交易的反噬效应将抵消管制所消除的直接成本，并最终由全社会买单。
    关于卖淫合法化的主张，这是我看到的从另一个视角观察出来的结论。李银河也主张卖淫合法化，但她是从人权的角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
    对卖淫合法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流氓燕。她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网上裸体，来引起社会对她的观点的关注。她的东西我看了一些，骂人多了一点，但她主张卖淫合法化，好像更多的是从农村姐妹的出路来主张的。
    一个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卖淫问题，你政府管不了，没法管；一个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人有处分自己身体的自由，卖淫问题，你政府没权力管；一个是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你政府给不了我的工作，我只能出卖肉体来维持生存，连这你政府也要管，政府有点过分。
    这样看来，经济的问题，发展的问题，虽是一个国家大得不得了的问题。但这最好交给市场去管。政府要做的，就是建立秩序，维持秩序。
    好些时候，好些事情，真的是弗里德曼说的，政府的“好心”是根本靠不住的。前几年，针对司法中错案较多的问题，出台了什么“错案责任追究制”。结果呢？据一位律师讲，任何案子，只要到了法院，法院就不敢判无罪。为什么？因为嫌疑人到了法院阶段，已经被关了至少好几个月了，你法院判无罪，就意味着公安局错拘了，检察院错捕了。这种情况下，即使法院判无罪，检察机关也非抗诉不可。政府出台“错案责任追究制”本是“好心”吧？结果呢，结果是“将错案进行到底”！（注：我这里的政府概念是大概念，指政权机构）
    政府在好些事情上的无能为力，由此可见！

（2006/12/16）

像动物一样活着，也很好

文/邹通祥

    古城弘君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说：“人们总是把一种对于单纯的物质追求当作自己的人生目的。最普遍的就是‘有车有房有存款’之类。”.他认为，“人不能似禽兽一般活着。人与动物都会追求物质，只不过高低有别。如果只是把物质追求当作人生目的，就真是自甘堕落了。”.

    有网友回复说：“有车有房有存款，大部分人都应该希望过这种生活吧。如果大家都不像这样活着，社会就发展不起来了。”

    古城弘君对这网友的评价是：“你的话就是一个悲剧。”

    我可能不太了解古城弘君的真实想法。但他博文中的这些话，引发了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人不能老把自己看成高于动物。人在动物面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不屑于与动物为伍。其实，动物和人相比，动物的欲望少多了。因此，人的烦恼要比动物多得多。我猜动物的最大追求就是：活着就好。有好些人都说：活在当下。这观点我是极为赞同的。这观点当初是不是从动物的生活方式中提炼出来的呀？什么时候找人请教个明白。
    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人的自由，也算是人权的内容吧。人与人之间，在道德的、法律的等各种秩序下，做到保证人的类能共同生存和发展即可，再进一步，也就顶多能更好地生存和更好地发展。一个人的人生，不好用人生目的这把尺子去评价他的活法的，特别是去做道德的评价。否则就会沦为怪圈：人活着是为了吃好，吃好是为了什么，为了活着。其实，人在好多时候，和动物一样，活着就好，说不上有什么人生目的的。人在有些时候，不能脱离一般的人大众的人太远，否则活得狐独，活得没意思。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才会感到踏实。远离人间烟火，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但自己是人呀！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包括基本的价值观相融，才会发现人类的美好。否则，他看到的都是人类的悲剧。
     人不能给自己贴标签地生活。有的人总要标榜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人一样标榜，他自己就别人一样俗起来了。有的人视名利如粪土。这可以，但你千万别吱声。你一吱声，说你不重名利。这你就开始标榜了。标榜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别人的认可或赞扬。这不，还是重名利了吧？俗了吧！
    今天我还劝一位同事，不要和那些所谓文学圈子实际上是准文学圈子的人粘得太紧。这些准文学圈子的人，实际上是一些懂文学又不真懂文学、懂社会又不真懂社会、懂人生又不真懂人生的一些人。大家聚在一起，牢骚满腹，好像整个社会都欠着他们的，世人独醉他独醒，看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俗人。其实呢，也就写几首诗，在自己圈子内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别人说看不懂他们的诗，他们就急讽：“你们没文化！”更有甚者，裸了全身站在台上，说要保卫新诗！
    人的需要，包括物质的、精神的，还有什么什么的，对人的这些需要的追求，作为个体的自己，可以作选择，或重物质或重精神，但我们不宜把它上升到道德的层面，定义哪种人生更高贵、更有价值，从而要求所有的人都过一种或重物质的生活，或重精神的生活。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不违法，任何一种人生都是有意义的。
    活着就好，活在当下就好。再说狠一点，像动物一样活着，也很好呀！

（2006/12/16）

警惕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读《“文化大革命”简史》（6）

文/邹通祥

    小时候，老听人说：刘少奇、邓小平是躺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
    也就是苏联那位赫鲁晓夫，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国内的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内因的话，那这个赫鲁晓夫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外因。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关系慢慢地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开始交恶。
    在这次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向大会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他认为世界力量对比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他还认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在这次大会闭幕的那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就是所谓的《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28日，发生了波兰事件。在波兰的重要城市波兹南发生工人游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游行中发生冲击党政机关、夺枪射击警察的事件。政府随即下令武装镇压，数百人死伤、被捕。
    还是在这一年的10月，匈牙利又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裴多菲俱乐部向匈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将拉科西开除出党，由纳吉出任总理，布达佩斯高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工人和市民也陆续加入。一些示威者与保安部队发生了冲突。11月4日，苏军出兵平息了骚乱，纳吉被捕并被处死。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约有4000余名匈牙利人丧生。
    1958年，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候，赫鲁晓夫又进行讥哄嘲笑；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又突然围攻中国共产党，说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1960年7月，苏联又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到1963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展开了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组织专门班子写出了“九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学说。
    一个赫鲁晓夫，一个波兰事件，一个匈牙利事件，为了好记，我把它称之为“一个人两个事件”。
    可以这样说，正是1956年后国际上共产党国家发生的“一个人两个事件”，促使毛泽东对国际修正主义问题进行思考和认识。在他看来，共产党的世界要翻天了，马克思主义都被修正主义搞没了、搞丢了。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感到担心，他更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中国出修正主义。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一切职务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机会。在这一年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莫斯科。没想到在11月7日晚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当晚，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在这个招待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叫马林诺夫斯基，多喝了几杯。不知他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他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两个国家就可以和好了。”贺龙听了很生气，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说：“他是喝醉了，说的是醉话。”周恩来不干了，说：“这哪里是酒后失言，这是酒后吐真言”！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一种悲凉的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感觉。都说周恩来是充满了政治智慧，富于外交才能。但在这件突然事件、也是偶然事件的处理上，他的智慧和才能我真的没看出来。出于两党、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大局出发，对一个酒醉汉说的话，对方已经表示了歉意，咱们打个哈哈不就完了吗？管他是酒后失言还是酒后吐真言！顺着人家搭的梯子爬下来，装一个傻也就罢了嘛。有时候，没完没了地较真，会于事无补的。
    后来，这个事件，毛泽东当然也知道了！
    这个事件，对毛泽东的触动肯定很大。尽管我们现在无从考证。
    从此以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一直恶化了下去。
    从此以后，毛泽东不仅反苏联的修正主义，更把重点放到了防止中国的修正主义！他最担心自己身边会躺着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物。
    从此以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紧。

（2006/12/10）

忽然听说兰州要庆祝建城2220年

文/邹通祥

    今天看《兰州晨报》，忽然说兰州市今年要举行庆典活动，庆什么？庆兰州建城2220年。

    据专家们考证，兰州市最早的行政建制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榆中县，距今2220年。从政府那里来说，搞庆典的最大目的，说是为了助推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

    忽然什么时候，兴起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热。到处都争着说自己那里有历史，有文化。这听起来有点滑稽。

    前一段，我送女儿去南方上学，车上遇一中学女校长。言谈中，一看就是没有见识的那种人，把上海具体在什么方位都说不清楚，给我用手比划在这个在那个位置。但她自我感觉良好，在我面前炫耀说她出了两本她写的古体诗词的书。我这个人，毛病不是太多，但有一点。这就是最见不得诗人了。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是学现代文学史吧，讲到五四后的一些诗人，我那时就搞不明白，怎么扯着嗓子干吼就是诗呀？还是名家名诗的。毕业后，工作了，偶尔翻报刊，老见什么建党节、国庆节的时候，一些干吼的、句子排列比较整齐的文字放到那里，说是诗，献给什么多少多少岁的生日。对新诗我有偏见，对今人写的所谓古典诗词，就更有偏见了。好好的今天的人，扯着嗓子吼两句也就算了，还要学古人吼。你当过古人吗？你还学古人吼。那位中学校长，你没见识，我可以理解；你没见识还当中学校长，我也可以理解。毕竟，人活在世上，先要混一口饭吃嘛。但你要出写古典诗词的书，我就理解不了了！

    这就是今天相当一部分人，以为自己写几首诗，特别是古典诗，就以为自己有文化了。三年前，我接手机关报社的工作的时候，把所谓的文学副刊撤了，后来就有人对我们报社的同志说，你们总编没文化吧！

    看到兰州要庆祝建城2220年，我心里总有些不是味道，觉得有些做作。就像那些写几首顺口溜就自称是诗人、是文化人一样做作。哪个城市没历史呀？哪个城市没文化呀？关键看你把那些历史的东西、文化的东西，有多少保存了下来，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看到？还能不能感受到？

    我真不知道，2220年前的兰州，到底有几间土坯房，有几个人，有几匹骆驼。而就凭这，这就叫城？

    最要命的一点是，这庆典，那庆典，背后都是“政绩工程”的思想在作怪。作为政府官员，好像总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才有政绩，才有表功的东西，上台阶的时候才有吹的资本！

    其实，在某些时候，政府官员，你什么也不要做，回家睡大觉去，就是老百姓的福了。还是少折腾对百姓好一些。

（2006年12月7日）

让人宁静和智慧的简单方法

 文/邹通祥

   一段时间以来，总是静不下心来。

   大脑像死了一般，没有一点思想。活得很恐慌。

    女儿高考，为报志愿搅得六神无主。

    一朋友很偶然地、很突然地、很无奈地、很无辜地卷入一场刑事案中，到现在未脱身。想到朋友的处境，生活起来总是提不起精神。

    还有一些说得出来的说不出来的琐事……总之，有好多借口为自己开脱。

    开脱的结果是很无聊。

    今天把有关文革的书拿起来看了一些，又把前一段时间写的文革读书笔记看了几篇。大脑好像一下又活了。

    人要活得宁静。人要活得智慧。有了这两样，生活就会踏实了。认真读书，读书的同时顺便想一些问题，总会让人活得宁静一些，活得智慧一些。当然，这些当不了饭吃，但人不能总是除了吃饭还是吃饭吧。

（2006/12/2）（原日期写成12日了，多谢湖边提醒。） 

阿扁呀，我说你什么是好

□邹通祥

    昨天下午一下班回家，打开凤凰资讯台，得知台湾国务机要费弊案侦结的消息，挺兴奋的。阿扁和夫人吴淑珍涉案，吴淑珍遭起诉，阿扁待下台后也会被追述。说实在的，台湾政坛的事，与我老邹、与国人都没什么关系的。但人内心里都有一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小人心理，谁都有，我老邹也有。看到阿扁那里乱成一团，心里不免就快感生起来。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种小人样，但没办法。没出息的人就是没出息的人。
    兴奋过后，人就沉静下来了。于是就想了一些事。
    我在想，阿扁也挺可怜的，贵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吃饭的发票还要做假，还要拿去报销。你看咱大陆犯事的官，级别不怎么高的，比方那县委书记什么的，都是权钱交易，学者们说是权力寻租，谁还去干那笨拙的、一查就查出来的报销吃饭发票的事？
    我在想，台湾那包青天陈瑞仁检察官，也真够硬的。一个小小的检察官，怎么就可以不受到任何一点干扰地把最高领导人的案子给办下来。是他个人的力量？还是有一套政治制度作支撑？
    我在想，台湾那议会怎么让我们就搞不懂。议会的会场里，老在吵架，甚至动粗，打架，好像起不了什么作用。倒扁的程序提起好几次，但就是把阿扁倒不了！我有点犯滴咕，难道台湾议会也是橡皮图章，一个摆设而已？如果真是摆设，那议会中各党议员为何还那样较真？又是吵的又是打的，这何苦呢？我估计台湾这议会就是一个吵架的场所，或者叫博弈的平台，有博弈，最后肯定就会有博弈的结果的，只不过博弈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而已。
    我把话说在这里，阿扁尽管十二分地不情愿下台，但这次他肯定完蛋了！谁叫他那么笨，或者那么不会用权，谋私利可权力寻租呀！谁叫他不安排自己的人做检察官？那陈瑞仁尽管是深绿的人，但靠不住嘛！谁叫他不把议会牢牢控制住？议员要想方设法安插自己的人才是硬道呀！
    阿扁呀，我说你就是笨蛋一个！

（2006/11/4）

一个爱做秀的文化学者要开除大学生

□ 邹通祥

    有一个文化学者，很有些名气的，算了，还是不说他的真名吧，就叫他佘冬风吧。这佘冬风，前些年用他的人文历史知识，写过一些散文著作，挺招人喜欢的。我也喜欢。女儿也喜欢。家里买了他的一些正版的书，也买了他的一些盗版的书。单位同事对他不以为然，说他在文革中如何如何。我对同事的观点倒不怎么认可。我们看他的书就可，管他过去是杀过人还是放过火。不因人而废文嘛。

    但后来，我对这人越来越看不顺眼了。什么的这个赛那个赛，他都是评委。在那里居高临下的评点选手的这个成语那个典故说得不对之类的。本人说不好普通话，说出的话大家听了不顺耳。但他那大舌头说出来的普通话，我听起来也是挺难听的。每次看到他在台上做秀的时候，我在他身上看不到学者的影子，倒像一个戏子。

    前两天，我打开凤凰台，这佘冬风西装革履地一副学者打扮，在那里讲什么人格完善。本想调台的，但刚好听到他在评价家长送孩子上大学的事。本人前一段时间刚好也送女儿去宁波上学了。他说到这事，我也就来了兴趣。

    前一段时间某高校，家长送孩子上大学，晚上露宿操场。这佘冬风对这事，很震惊，很愤怒。他说，他也当过好多年校长的。如果他现在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要把这些露宿操场的家长的学生，全部开除，一个不留。也许有的人说，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家长在操场露宿。他说，这也不能原谅。知道的学生要开除，不知道的学生也要开除。在他看来，你都是大学生了，你的家长晚上住什么地方，有没有钱住宿，你难道不问一问。这是他对学生的看法，要开除。他对家长要说的话是，你们为什么要露宿操场呢？难道你就没想一想，你的孩子的同学知道了，他在大学几年都会抬不起头来。

    听着他那恶狠狠的语调，尽管大着舌头有些滑稽，我还是像吃了苍蝇一样不舒服。

    人穷人富，天下父母爱孩子的感情是一样的。孩子上大学了，做父母的送一送孩子，谈不上什么溺爱之类的，只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你佘冬风的孩子上学，送不送？当然你有钱，你不会露宿操场。再说了，就露宿操场嘛，没偷没抢，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学生有什么抬不起头的？

    在那里大讲人格完善时，却用这副嘴脸亵渎人类的爱子情感！

    凤凰卫视这么一个有影响的电视台，怎么会为这样的人办一个专栏节目，有些想不通。

人活一张皮

○邹通祥

在哈尔滨的虎园里，有一个让人掏钱买刺激的节目：游人可以买牛、买羊等动物去喂虎。1998年元旦，我到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东道主领我们看了一群虎吃一头牛的全过程。那血淋淋的场面，至今令我不寒而栗。我当时只看了一眼后，就低下头再看不下去了，心里就像一块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看到的不是虎的残忍，而是人的残忍，是比动物还残忍的人性。在车上，有不少人举着相机，争抢虎吃牛的镜头。我看着他们，好像一群披着人皮的虎。这个场面，把我的整个游兴破坏殆尽。后来我看松花江上的冬游，也看得索然无味。不可否认，人的身上还有不少动物性的一面。但这些东西是没必要展示出来的。正像不是人体的每个部位都可以暴露无遗的。人活一张皮，该遮的丑还得遮！ （旧作）

老宿舍

老家的房子要拆了。上高中的学校也要拆了。

我上高中的母校资中二中，在重龙山脚下，准确地说，是搬家了。这地方转让给另一所学校了。

资中二中的牌子挂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我内心里能认可我母校的地方，还是这重龙山脚下的这个学校。

我找了半天，辨认了半天，好像这栋楼就是我当年由理科班转文科班后住过的宿舍。

老房子

06年8月份，带着女儿回了一趟老家。

这是我小时候的家。

也是我现在说到家的时候，最有家的感觉的地方。

在外漂泊，住的房子再好、再大，说到家，还是小时长大的那个地方才是家。

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是6口人。后来最小的妹妹出生了，家里成了7口人了。可惜，7口人的时间不长。妹妹出生3年以后，母亲离开了我们；母亲离开我们一年后，姐姐出嫁了；姐姐出嫁11年后，我到了甘肃上学；再后来大哥也去了县城；再后来弟弟妹妹也到了甘肃……

老家的房子空下了。

现在我的一个堂弟住着的。

这个堂弟，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巴。现在三十多岁了，终于要重修这个房子了。

重修，就是把我家的房子推倒，重新建新房。

这次回家，看到堂弟备的石料，看到这旧房子……

照几张像，留个影吧。以后我的家，只有到这照片上找了。

武打片还是要看的

□ 邹通祥

    我以前从不看武打片。自视很高，总觉得看那些片子是没文学修养的人看的。随着年轮的滚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总爱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甚至颇为做作的武打片。我看武打片，喜欢那打得热闹的，越热闹越过瘾。当一名弱不禁风的女子遇到一群恶霸欺负时，一位英雄从天而降，“嗖嗖”地一阵拳棍，把那“狗日的”恶霸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真来劲儿，真刺激，自己在电视机前也把拳头捏得紧紧的。这种情形，带给我的是一种比音乐还过瘾的享受。

    人还是要多包容点好，不要偏激。武打片并没有因我以前对它的不包容而离我远去。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存在即合理”是什么意思。 对一个东西，我们不宜太早地下否定的结论。（旧作）

与人斗麻烦不穷

□ 邹通祥

    毛泽东他老人家文采飞扬，是举世公认的。但他的好些话，未免绝对。比方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是什么话啊？绝对得有点不讲理的地步。世上的事，哪有这么绝对的，好像一个“斗”字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好像和人赌气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个时代的不少人的思想，至今还停留在“斗”的状态。他们对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自觉不自觉地用“斗”的态度去处理。这是一种病态。斗